隨著Air Jordan 36 的發布，這一個從34代就開始的籃球鞋概念，完成了他的第二次常規迭代。歷經三年的打磨，相信關注Jordan Brand 的人們對這雙經過了兩次迭代的旗艦籃球產品在實戰性能上有充足的自信。
Air Jordan 34 毫無疑問是跨時代級別的產品。然而，以 Air Jordan 34 為基礎在外觀設計上小幅度的升級已經持續兩年了，不少鞋迷們或多或少會感覺到系列的外觀設計在反覆運算過程中缺乏那種如 Air Jordan 34 剛出現時所帶來的驚豔感。
然而，在 Air Jordan 36 的設計背後，是一種成熟且合理的設計疊代邏輯。
基於設計基因的迭代策略
雖然整體鞋型和 35 代相較變化不大，但單看外觀設計，Air Jordan 36 做到了一雙旗艦 Air Jordan 簽名鞋所應該做到的一切。我們可以清楚看到 Air Jordan 作為 Nike 最重要的籃球鞋產品線對於 Nike 整個籃球產品架構發揮了核心的作用。
Nike 選擇盧卡·唐西奇 ( Luka Dončić ) 和傑森·塔圖姆 ( Jayson Christopher Tatum ) 作為新生代的 Jordan Brand 主力代言球星，並將其作為 Air Jordan 36 的主力代言人。塔圖姆和唐西奇分別是 NBA 東西岸極具代表性的超級新人，這無疑對於 Air Jordan 籃球支線的宣傳和形像有著相當積極的影響，同時也是對籃球鞋產品線未來的發展而言極其樂觀的球星資源先決條件。
作為一條已經進行了 36 年發展歷程的旗艦籃球鞋產品線，Air Jordan 已經不需要持續地證明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籃球鞋了。也因此，Air Jordan 的籃球鞋的疊代週期變得比以往更加的漫長，無論是從 Air Jordan XX8 到 Air Jordan XXX 連續三年運用相似的設計概念，還是從 Air Jordan 34 到 Air Jordan 36 的概念常規性疊代，Jordan Brand 的策略似乎變得有跡可循起來。
相比於 Air Jordan XX8 的完全分隔式前後掌，XX9 的新 Flight Plate 如橋樑般的結構改良了球鞋前後掌連接的穩定性，進一步加強 Zoom Air 氣墊的響應速度。這無疑是極其微小的調整，以至於 XX9 在整體上依舊可以被歸納到 XX8 的外觀設計概念裡。即便外觀上差別不大，但Jordan Brand 在微小之處的調整體現了 Nike 對待旗艦產品的常規疊代中的重點：測試並做微調。這種邏輯同樣被運用到 Air Jordan 34 到 Air Jordan 35 的小幅度升級當中。Eclipse Plate 的位置與面積大小的調整也稱為了這次小幅度疊代升級的重點。
如果說前三十年的 Air Jordan 經歷的是從成長到成熟的過程，那麼從 Air Jordan 31 開始，Jordan Brand 開始了對其前三十年的「回顧展」。從 Air Jordan 31 到 Air Jordan 36 的六雙鞋所凝聚的系列感在設計源頭上來自於 Air Jordan 1 到 Air Jordan 6。
這種疊代策略似乎考慮的是更長的時間線，同樣也是基於品牌強大的基因以至於這種疊代策略或許可以維持多年。這種以「致敬」為主題的疊代概念貫穿了從 Air Jordan 31 之後的每一雙Air Jordan 正規籃球鞋，這或許是一種既能對 Michael Jordan 這位名人堂球員致以最高的敬意卻又不乏賦予新生代球員傳承的重任的策略了。當一條經典的籃球鞋產品線既要繼承經典又要開拓品牌未來的發展方向，即便這二者本是略微對立的，而當下的 Air Jordan 疊代策略無疑算是難得的一個優解。
籃球鞋的變革
上個世紀 90 年代的籃球鞋設計發展迅速。而對於這個時代的籃球鞋產品疊代最為關鍵的因素是運動鞋製造工業的革命。當人們發現可以用更複雜的模型和曲面去設計球鞋的鞋底造型，以及在皮革以外還能選擇網布乃至於硬質發泡材質，籃球鞋的設計可能性因工藝的極速發展被提高到新的層次，Air Jordan 就是這個時期裡一個主要受益者。
多虧了工藝的發展，90 年代的球鞋設計師似乎人人都享有「無限開火權」。像 Nike Air Foamposite One 這樣的球鞋也應運而生。對於 Air Jordan 而言，似乎從 Air Jordan 11 開始，世人便無法阻止汀克·哈特菲爾德 ( Tinker Linn Hatfield，Jr. ) 的設計步伐。像 Air Jordan 13、Air Jordan 14 這樣極度吸睛的球鞋造型逐漸成為了 90 年代的代表作。
然而，從 Air Jordan 13 到Air Jordan 14 ，我們無法尋找到那種在 Air Jordan 3、Air Jordan 4 上表現明顯的疊代痕跡。即便在 Air Jordan 15，以及後期汀克沒有親自操刀的 Air Jordan 16 等喬丹退役後的正代 Air Jordan 球鞋上，我們也難以發現那種維持著系列感和小幅度修改的疊代邏輯。
因此，90 年代末到 21 世紀初似乎是一個可以忽略疊代邏輯並給予設計師極致設計權限的概念膨脹時期。這也是屬於這個行業的工業革命後最直接的受益表現。那些經典的設計也不斷地湧現，逐步建立起各個品牌的球鞋產品線。
然而像 90 年代末的這種設計黃金期似乎在 2021 年的今天已經不復存在了。
材料革命取代了工藝革命，成為當代籃球鞋的競爭重點。運動科技的發展似乎已經脫離了概念設計的範疇，並轉移到了材料科技。結構緩震開始沒落，材料緩震取而代之成為最重要的創新突破口。隨著行業的逐漸成熟，批判一雙籃球鞋的標準似乎已經不是產品的概念能否產生足夠深遠的影響，而是設計師能否把握當下市場所欣喜的審美和配置。
Air Jordan 36 作為概念的延續之作，似乎更像是一個經典產品邏輯下的產物。琢磨好的產品概念一直是產品設計長期重要的組成部分，而這個時代所追求的已經不再強調產品的疊代和系列感。消費者對籃球鞋的要求逐漸開始參數化，開始以對數位產品的批判標準來評定球鞋產品。
競爭下的兩種節奏
儘管如今是一個追求效率和競爭環境複雜的時代，當我們回看一些 21 世紀的經典球星簽名鞋系列的發展，不難發現產品的慢節奏疊代一種更被追崇的發展邏輯。
德瑞克·羅斯 ( Derrick Martell Rose ) 在 adidas 初期的簽名鞋發展就是遵循這個邏輯的典型。從 adidas D Rose 1.0 開始，就能看到來自前代 —— 同為羅斯代言的 adidas TS Supernatural Creator 團隊籃球鞋的影子。整個系列在 Boost 發泡中底科技出現之前均是遵循著這種慢節奏的疊代方式。無論是鞋面上三線紋的 adidas 標識的設計發展，還是鞋底流線型的持續延續，D Rose 系列在這種邏輯下發展出了自己的球鞋風格。
而對於柯比·布萊恩 ( Kobe Bryant ) 在 Nike 的簽名鞋系列而言，慢節奏的設計迭代則是貫穿了Kobe IV 到 Kobe VIII 的發展邏輯。即便是在變為高筒的九代戰靴上，也能在低筒版本找到那種屬於 Kobe 球鞋的低筒神韻。然而，在這種慢節奏的邏輯之前，也就是這個系列的一代到三代，這種相對激進的設計疊代同樣是這個系列大膽的起始。
和 adidas 的D Rose 系列一樣，Nike Kobe 系列同樣基於 Nike Air Zoom Huarache 2K4 ——一雙旗艦級別的團隊籃球鞋作為簽名鞋的「初始藍本」，對於品牌而言，這實際上是一種穩妥的選擇。和這種穩妥的選擇相反的是一種激進的選擇，或許從 Kobe III 到 Kobe IV 的變化過程也屬於一種激進，但最近幾年讓人更印象深刻的激進的跳躍般的設計疊代當屬李寧的韋德之道系列。
韋德之道的劇烈變化在系列的第六代開始，並開始了每一代都盡量保持激進的策略。和前五代不同的是，這種激進的策略背後不僅是設計師的更替，更是品牌對衝擊更高的市場層級的野心的確立。
這就是目前市面上的第二種產品設計疊代邏輯，這種激進的邏輯似乎更像 Air Jordan 11 所處的那個瘋狂的 90 年代末，或許是一種排除萬難的對設計概念的極致表達，和像如今的 Air Jordan 36 所代表的緩和式疊代邏輯有對立之勢。對於作為行業挑戰者身份的李寧而言，這也是形勢所需且理所應當的。
這兩種相互競爭的疊代邏輯代表著運動品牌們不同的狀態，也不斷地影響著對方。那股激進的疊代邏輯將一直讓那些老牌的運動品牌保持警醒，且這兩種邏輯下的品牌的競爭會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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